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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在《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中所写的两句‘师友僚类，殆三十年’，便是两人情谊的最好总结。
信上别无他语，只是普通的问候。范纯仁与富弼，以及富家的子弟常年鸿信往来，逢年过节都要致书问候，今日信中的内容与平日别无二致。但隔了数百里，特地派了侄孙来送信，说是普普通通的问候，也要人信才是。
范纯仁将信纸折好放回信封，然后命左右离开一点，直接问：“郑公有何吩咐？”
虽然在范纯仁面前侃侃而谈，但富景贤还是有些紧张，范富两家的关系虽不必多说，但范纯仁从来都不是因私情而废公事的人。
旧年王安石入政事堂推行新法，宰相富弼阻拦不得遂告病回乡，范纯仁便上本指责富弼是‘恤己深于恤物，忧疾过于忧邦’——怜恤自己比怜恤外事更深，忧虑自己的病情超过忧虑国家——所以是‘致主处身，二者皆失’为君主效力和为自己安身立命，二方面都有过错。
“……不知侍制可曾听说推举宰辅一事？”
“自然。”范纯仁点头，但随即皱起眉，“不过依行程，纯仁可是要在朝会之后入京，在给郑公的信上也是这么写的。郑公如何会遣贤侄来此处侯纯仁。”
“景贤离家前叔祖有言，侍制一向忠于王事，上京必然兼程，只要在南薰门内守着就好。”
“……知我者郑公。”范纯仁眼神闪动了一下，叹了一声，“郑公如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