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工人同志对于脑力工作的偏见和误解，我们最近考虑在国有企业里面实施能够让工人同志提高认识水平的尝试。还有公开分配制度模式的尝试。”
这话说的挺勉强的，不怪工业部长有这种心情。高高在上的执掌者必须弯下腰向那些不懂这些上层殚精竭智才弄出内容向基层工人讲述，这给人的感觉未免怪怪的。甚至会生出“谁才是老大”的质疑。
不过工业部和其他部委这次都没有提出疑问，十几年来优秀工人对企业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有精干的班子和职工队伍，企业的水平就能大大提高。没有这种职工队伍，企业就会遇到很多问题。在尝试中，制度讲的越透，工人懂得越多，只要能够清除那些反体制的害群之马，工人就会秉持着“给多少钱，干多少活”的态度完成应该的工作。
当然，在这种明确的制度下，那些以提高自己能力为目的的工人也能脱颖而出，成为技术骨干，走上领导岗位。公开讨论，把内在的管理原则和各个岗位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向工人讲清楚之后，封建制度那种山头主义在国有企业里面被极大削弱。那些率先采取了这些模式的工厂都有不错的效果。虽然上层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可他们也不敢对抗韦泽主席和政治局确定的政策。
看韦泽一言不发的拿着笔记本在记录，缺乏这种会议主持经验的汪海洋心里面就感觉惴惴不安起来。汪海洋自己也有记录的习惯，和大部分领导人员的习惯差不多，记录中一部分是别人谈的重点方向或者重点数据之外，相当一部分是对其他人的看法。认同那些方面的东西，不认同哪些方面的东西。这远比具体工作更重要。以民朝的系统，汪海洋可以在事后拿到那些报告书，还有会议后整理出来的书记员记录的会议记录内容。但是那种一瞬间的对人的判断稍纵即逝，用笔记录下来比什么都可靠。
现在都督那种隔一段时间就写几笔的方式怎么看怎么像是对个人的评价，一旦让都督给某人定个属性，这人的命运大概也就被确定了。而且被定性不仅是这帮部委人员，汪海洋本人也是被观察被定性的对象，这由不得汪海洋不紧张。
和汪海洋想的差不多，韦泽的确在记录对应的内容，不过这不是为了秋后算账，而是要为党委会议的党课学习做准备。思想问题从来不是简单的问题，党会上有提问过程，韦泽若是不能提前有所准备，面对一个个问题，特别是那些提问者们有意无意提出的“存在预设前提”的内容，韦泽总不能态度严厉的告诉那帮人，“别给我预设前提”。
该回答的东西总得回答，如果能通过党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