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
根本原因就是他所担任宰相的时期，基本上就是唐玄宗志得意满、昏聩怠政的垃圾时间，已经将自身的精力从处置国家大事转移到了捯饬家庭伦理上来。
这一时期的唐玄宗并不需要宰相有多么卓越的执政才能，只要将人事矛盾按压下去、不要浮于自己面前来，并且能够无底线的顺从迎合自己，就是合格的宰相。
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恐怕也不能说是吏治战胜了文学，张九龄被贬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唐玄宗自身的取舍。
比如与张九龄一起被罢相的裴耀卿，幼应童子举，后以唐睿宗潜邸旧僚而见用，历任州县，由宇文融举荐入朝，之后提出并主持系统性的漕运改革。
这样的履历，按说无论如何也不应归入文学一派。如果用非常狭隘的观点来解读，大概就是裴耀卿屁股歪，明明自己是吏治出身，偏偏与文学大佬张九龄眉来眼去，结果被殃及池鱼、罪有余辜。这么说显然是不恰当的，而且还很可笑。
裴耀卿的被贬，其实在其经历也有迹可循。他主持漕运改革节省运费三十万贯，有人建议“以此缗纳于上，足以明功”，然而裴耀卿却说“是谓以国财求宠，其可乎？”，因此将之奏为和市费用。
单此一点，已经将裴耀卿与开元天宝年前那些以盘剥求宠的财政型官员区别开来，彼此可谓油水难调。
随后上台的牛仙客大兴和籴，也让唐政府对于漕运的需求不再像之前那样强烈，既不能应时而变、又不肯从俗如流的裴耀卿淡出时局自然也就顺理成章。
所以裴耀卿的去职谈不上什么文学与吏治，而是吏治与吏治。
还有一个被视为张九龄文学党羽的严挺之，因为李林甫所举荐的户部侍郎萧炅将“伏腊”二字错读为“伏猎”，被严挺之告知张九龄并把萧炅贬出朝堂，这也通常被视为文学与吏治之争的一个表现。
在解释这件事前，先介绍下严挺之何许人也。
严挺之进士出身，神龙年间又应制举而出仕，并受到上司姚崇的赏识，姚崇入朝为相后便将严挺之推荐入朝担任右拾遗。
唐玄宗刚刚履极的先天年间，严挺之便上奏不应“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从而受到嘉奖，可见这是一个秉性正直、敢于进谏之人。
严挺之的刚直绝不是虚伪的人设，他是真的敢，就连掌管风纪的侍御史言行不妥，他都敢于发声斥责。甚至于开元年间作为唐元功臣、称得上是北衙第一人的王毛仲，张说等强势宰相都不敢触其锋芒，唐玄宗解决王毛仲都要小心谨慎，但严挺之仍然敢于拒绝王毛仲